余新忠在《史学与医学的双向赋能——医疗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刍议》（《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近20年来，中国医疗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中国近代医疗史研究作为该领域的重要阵地，积极吸纳史学研究的新理念与新方法，研究议题更加多元且成果丰硕。它不仅促进了新史料的挖掘与运用，重现了以往被忽视的历史面相，还对近代史研究理念与范式的转变产生了积极影响。近代史研究的良好基础和深厚土壤，则为中国医疗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展望未来，近代医疗史有望通过知识史与物质文化史两大路径，进一步融通内外，结合数字史学技术，发掘民间医疗文献资料，关注中西医汇通，深入探究中国医学的独特性与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实现史学与医学的双向赋能，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吴琦、李想在《漕源之变：引沁济运的兴废与明代治河困局》（《安徽史学》202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明初，黄河南北摆动不定，人为分引河流众多，为解决大运河缺水问题，全线引河济运，引沁济运亦深受关注。景泰至成化朝，河臣主持引沁工程，实现了运河对沁河水多个方向的引用。弘治至嘉靖朝，治沁以筑堤疏浚为主，引沁工程实施艰难，成为漕源的备用方案。隆庆至万历朝，围绕引沁入卫产生了一系列争论与矛盾，诸如朝中合流派与分流派治河理念之争、百姓生计与国家治漕之争、沁河上下游利益之争等。在漕运至上和黄河水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沁河在嘉靖朝中期以后经历了功能和地位的变化，民生与漕源的矛盾最终在保漕目的下得以调和。引沁济运的兴废反映出明代治河中的内在困局。
张保卿、吴玥缘在《砖作和影作：论唐至辽宋时期河北地区仿木构砖室墓的营造工艺》（《考古》2024年第12期）一文中指出，仿木构砖室墓约于中晚唐时期在河北地区开始出现，在辽宋金元时期广泛流行于中原北方地区。这类墓葬通常在墓门和墓室内用砖作和影作的形式表现仿木题材，是对木构建筑营造方式的摹仿。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呈现出不同于唐代两京地区的文化面貌。该区域墓葬文化保持了长时间的相对独立性，影响了宋元北方地区墓葬的整体变动。针对唐至辽宋时期河北地区仿木构砖室墓的研究，既对长时段的墓葬研究有所补益，也有助于探讨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03日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