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自全国政府、医院、企业和学术界的代表齐聚京师大厦，一场围绕“医疗救助服务体系建设”的研讨会悄然举行。来自医院一线的医务社工讲述了他们面对患者求助时的无力，政策专家解释着制度协同的难点，而企业和公益组织则分享着如何在“最后一公里”中派上用场的实践经验。
一个共识渐渐清晰：在医院这个最贴近病人的地方，医疗救助需要从制度文件中的一行行文字，转变成为一种能够被患者感知的服务。但问题是，谁来提供服务，怎么提供？
医疗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减轻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负担、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返贫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些年来，我国的医疗救助服务政策不断优化，社会力量对医疗救助服务建设的参与程度不断提升，但是，医疗救助服务依然面临着不少的挑战。
当患者站在医院的门口，依然会面临因救助信息的封闭闭塞、申请流程的复杂、资源之间“看得见但摸不着”的困难。因此，谁来搭建政策与医院、患者与资源、信息与行动之间这座连通各方主体的“看不见的桥梁”，成了问题的关键。在这次研讨会上，海南的“海惠帮”经验、水滴公司以及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在各地医院的探索，正在为答案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
过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家总是习惯于从体制内“找补丁”，比如在医院设立医务社工岗位。但放眼全国，大多数医院的医务社工仍处于“有人管但人太少”的状态。一名社工可能要面对众多的患者，无论是在信息普及、流程协助，或是个案支持上，都显得力不从心。
因此，如果换个角度，不再是单靠医院的内部力量，而是引入外部服务主体，搭建起一种“院内+院外联动”的工作网络，是不是一种更加现实，也更加高效的解决方案？
这正是2023年8月“海惠帮”诞生的背景，海南省医保局联合各方贡献了一种可行的实现路径。
医院作为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其主要精力聚焦于提供高质量的诊断服务，在人力、精力和专业性方面难以同时兼顾救助服务工作，毕竟，医院内部缺乏有效的救助信息收集、评估和资源对接机制。因此，诞生于海南的“海惠帮”，基于“一键申请，多方救助”的理念，通过“海惠帮”成员单位水滴公司协助搭建“海惠帮”多层次医疗救助信息平台，系统化整合医保、民政、慈善组织、水滴筹等17家成员单位的救助政策和脱敏的救助数据，整合“政策池+资金池”、建立三大机制，实现救助的流程和资金平台化统筹管理，办好医疗救助“一件事”，避免重复救助或遗漏救助。
同时，医院作为医疗救助服务发生的核心场景，“海惠帮”在9家核心医院内部设置了“海惠帮”救助服务站。这些服务站由专业的服务人员组成，他们的角色，既不是医生，也不是单纯的志愿者，而是一种“综合协调者”。他们帮助患者梳理自己的身份信息、家庭情况，判断适配哪些救助政策和渠道；协助完成各项申请材料的填写和提交等。这些患者通过掌握这些救助资源的信息，能够更有信心面对接下来的治疗和资金筹措。
换句话说，困难患者只需在“海惠帮”进行一次申请，各救助部门和社会力量就能合力减轻其医疗费用负担。申请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不懂手机操作，还有线下工作人员一对一进行协助指导。
海南省陵水县本号镇的吉女士的事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的大儿子确诊为重型地中海贫血，通过“海惠帮”平台的多层次医疗救助。这个家庭获得了医保医疗救助、红十字会救助、妇联救助等多方支持，将31万元手术费的自付部分从10.7万元降至1万元，让这个困难家庭看到了希望。现在，吉女士的大儿子恢复良好，已经返校上学，吉女士也找到了一份环卫工人的工作，一家人的生活正在逐渐步入正轨。
这些看似“细小”的服务，其实正是医院当前难以自行承担但又至关重要的部分。医生没有多余的时间、社工力量不足，而患者的等待与焦虑却发生在此刻。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药卫生技术评估与创新发展部部长顾雪非看来，医疗保障的目标在于机会均等而非待遇均等，医疗救助的作用并不会因保障水平提高而削弱，反而需要深化发展，许多慈善项目的有益探索最终可能融入政策保障。而像“海惠帮”这样的平台，便成了各种资源的重要连接器，让困难的患者在这样的时刻，获得社会各类资源的支持，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渡过难关。
在“海惠帮”项目中，水滴公司作为技术支持方和线下服务运营方之一，筹款顾问作为海惠帮救助服务志愿者在医院内开展咨询和申请服务，参与了信息平台的搭建与服务流程的标准制定。他们并非以传统“募捐人”的形象出现，而是接受统一培训、考核和管理，与医院共同保障服务质量、合规流程和患者体验。重要的是，这种介入不是“外包”，而是一种有章可循、有边界设计的“制度内嵌”。
因此，医院因此多了一组“可用资源”：当患者的家庭经济无法承担医疗费用时，医生可以直接引导其到服务站由专业人员协助判断，是否可以叠加慈善救助、是否可对接互联网平台筹款等多条路径。对医院而言，这种协作的核心价值在于两个关键词：“减负”与“赋能”。
减负体现在流程中间——以往社工或护士需要手把手协助患者完成救助申请，如今外部顾问可以接力处理；赋能体现在结果层面——借助数据联通、机制协作，更多患者能在院内第一时间获得有效救助，而不是到院外继续耗费时间精力，甚至因此放弃治疗。所以，这种连接多方资源、并提供切实的服务，对于每个个体而言，将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水滴筹在这其中的角色也悄然发生了变化。2024年水滴筹被民政部指定为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截至2024年12月，平台累计为340万大病患者筹集治疗款项675亿元，得到了4.7亿爱心人士的广泛支持。
这是w66国际·利来(中国)最给力的老牌熟知的部分。但显然，对于医院的患者而言，他们不仅需要有“在线发起筹款”的窗口，同样也需要有能“走进病房”的服务方，是能被院方监管、被患者信任、能与政府对接的专业型力量。而这也恰恰是医院需要的地方。
因此，在医疗救助服务体系中，水滴筹不再只是作为筹款平台出现，同时也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服务顾问队伍，提升救助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以医院为服务场景搭建医院内部的救助服务体系，提升困难患者救助服务的可及性。换句话说，水滴筹在医院这个场景中，能够根据不同的场景和需求，定制化救助服务的能力。
这种角色与行为的转变，是一个系统性的思维切换：不再只看“平台筹了多少钱”，更是看它在制度之中，能否成为那道把政策、资源和患者连接在一起的连接者和服务者。
对于医院而言，与这样的外部力量共建院内的救助服务体系，是一种多方共赢的价值创造模式。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尝试不仅发生在海南，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全国不同地方。比如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等都已经尝试了这种将“外部助力”纳入自身救助体系的方式。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则创新性地打造了“三向联合、三位一体”的救助模式，联合基金会和水滴公益构建院内大病救助平台，形成“慈善项目+政策救助+个人筹款”的多元支持体系，同时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确保服务规范，四年来累计链接救助款超过1.8亿元。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采用了“三驾马车”模式，将病友服务中心、雅医基金会和雅医社工服务中心有机整合，实现专业社工与专业志愿者的双联服务，医学与人文的深度融合，五年来筹集近2300万元救助资源，服务个案近2000人次。
多方多年来的探索，正是以困难大病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痛点为出发点。患者诉求越来越多元，医院人手始终有限。建立一个由政府牵头、医院主导、外部力量协同的医疗救助服务系统，已不再是一种“尝试”，而是一种“必需”。
这并不是要让医院承担更多职责，而是帮助它更高效地实现职责落地。过去常说“患者是医疗服务的中心”，如今则应延伸为：“患者获得服务的能力，是体系设计的核心”。这个能力不仅取决于医保报销比例，还取决于他是否知道政策、是否能顺利完成申请、是否能在第一时间被服务。这些事，不应只靠医院自己完成，而是政府、医院、公益组织、企业等各方都可以积极参与的地方。
所以，随着政府部门、医院、慈善组织、水滴筹等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一个以患者为中心、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医院救助服务新模式正在形成。这种模式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患者的救助需求，还能够为医院带来服务品质提升和社会价值彰显的双重收益。
此外，这种创新实践也反映出的是我国医疗救助服务体系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医疗救助制度已经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资助，而是逐步向服务体系建设转型。这是对基本医保体系的必要补充。
一个好的医疗救助服务生态，绝不只是能“救命”，更是能让人真实感受到。因此，包括水滴筹等在内的各类参与主体，恰恰就是在医院最需要但最缺乏的地方，搭建出一道人与制度之间的桥梁。它不需要取代医院的功能，也无法承担公共服务的全部，但它能在恰当的位置，做出那一个小而温柔的连接，并提升医疗救助服务的精准性、及时性和有效性。